摄像头监控隐私权之争，权利认可为边界

近日，一段“14岁男孩报警称被父亲用摄像头监控”的视频引起社会公众热议。视频显示：家长因长期不在家，担心孩子沉迷网络游戏，成绩下滑，所以为了督促孩子学习，安装了摄像头进行监控。孩子报警称受到父亲监控，父亲反问孩子：“你有多少隐私？我是你什么人？我不可以监控你？”（9月15日《法制日报》） 

父亲能否安装摄像头监控孩子，于情能行，于法则有争议。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和法律主体，享受法定赋予的权利，也包括隐私权不受外人的干涉。不过，孩子作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，离不开监护人的管理和约束，对孩子进行监控既是一种管理手段，也是一种教育要求。倘若孩子在失控的情况下，因为沉溺网络游戏或从事与学习无关的事情，错过了最好的学习时间，由此造成的后果不能由孩子独自承受，家长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两害相较取其轻，在保护隐私和教育管控上存在着争议，安装摄像头进行监控是远程和即时管控的手段，与平时的管理目的完全一致。所不同的是，技术手段的介入压缩了孩子独立的空间，使他们成了被时时时监控的透明人，隐私也无处可藏。但从法律层面来说，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，其隐私权应当得到保护，这是一条刚性原则不容僭越。

在法律层面上，考虑到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，生存能力较弱，无法脱离监护人的管理和教育独立生活，为了方便监护和教育的需要，也必须让渡部分隐私权为监护提供便利和创造空间。正是基于多重因素的考虑，才使得整个社会对于孩子是否有隐私权，采取监控的方式是否正当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。在监护权大于隐私权甚至其他权利的传统观念下，作为未成年人的被监护人在某种意义上，成了监护人拥有的私产和支配的对象，包括体罚等侵权行为也就屡见不鲜。

相比较而言，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尊重与保护，在边界上确实很难把握。为了监护需要的“权利让渡”到什么程度，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，在情理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，如果单从谁掌握了话语权，谁的地位更高来评判，就可以很轻易突破界限，降低侵权的门槛并成为常态，比如对于“棍棒之下出好人”的体罚行为，普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，也因之有了极深厚的社会基础，实现转变则困难重重，改变局面也存在极大的挑战。

回答“我可不可以监控你”这个问题，不能简单从监护立场去看，也不能单维度去评判，有了“让渡权利”的法律授权空间，也不意味着监护者可以随心所欲。让渡与否，怎么让渡，这取决于被监护人的意愿度，如果其本人同意家长安装监控，也愿意放弃自己的隐私权，则家长用摄像头监控的行为就合情合理合法，反之，若孩子拒绝这样的行为干涉自己的隐私，内心有强烈的抵触情绪，则这种行为就失去了正当性，也没有合法性作为保护。在此次事件中，孩子对父亲的行为明确反对并采取报警措施，父亲作为监护人就必须尊重孩子的意愿，并果断采取中断措施，否则无助于后续父子关系的改善。

我们必须意识到，监护不是无限制的介入，体罚也好，翻看孩子的日记本、查聊天记录、安装监控监督孩子学习等做法，强势而具有短效，但也存在难以预料的风险和后果，有的时候往往适得其反。摄像头监控隐私权之争，既是一个法律课题，也是一个教育命题，对家长的管理和教育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从传统的权威式、家长式、支配式教育模式，升级到尊重式、服务式、共进式管理模式，是隐私权之争带来的思考和启示。（堂吉伟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