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层干部“匿名化”折射“讲真话”困境

如今，“不提名字”已经成为不少干部打开心扉讲真话的前提。据记者调查，基层干部在面临各类采访或询问时，不管主题是正面还是负面，都希望能在事后的新闻报道或者调研报告中隐去名字。在基层，干部“匿名化”倾向正在加剧。（8月11日《半月谈》）

其实，这篇报道揭示了基层干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的一种普遍心态——怕追责、被顶替。这种或主动、或被动“匿名”的现象，既凸显当前基层治理的困局，又折射“讲真话”的困境。

面对新闻媒体采访，基层干部为何有“匿名化”倾向呢？一是问责泛化，担心被追责，如一旦具名反映的问题引发关注，担心因自曝家丑，很容易被“晾起来”，影响前途；二是评价机制不健全，情愿被顶替，认为干好干坏取决于主要领导的评价，因此做出成绩时，不能抢领导“风头”，应把“功劳”全部算到领导头上；三是有的光鲜政绩背后存在踩政策红线问题，正面典型一旦经不住时间考验，参与干部难辞其咎。这些原因，无疑导致基层干部面对新闻媒体采访时不敢具名、不能具名、不愿具名，也势必导致他们不敢讲、不能讲、不愿讲“真话”。

显然，在基层，干部“匿名化”既有明哲保身的想法，又有基于趋利避害的现实考量。长此以往，基层治理难免隐患重重，小问题都可能引发大事情。

渐渐也就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悖论：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越需要匿名反映；越是匿名反映，问题往往越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。

事实上，部分基层干部并非最初就不爱讲真话，而是经历了从“讲真话”到“不讲真话”的转变。可以说，环境制约、监督不足、保障不力共同阻碍了基层干部“讲真话”。因此，矫正基层干部“匿名化”倾向，就要畅通“讲真话”的制度通道。

一方面，基层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充分意识到“讲真话”对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推进的重要性，强化担当作为，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，使“讲真话”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。另一方面，上级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，不仅要有“听真话”的勇气和肚量，更要有“办实事”“求实效”的决心与意志，要致力于解决基层面临的实际问题，努力在基层形成“想讲真话”的良好风气。同时，要从制度层面赋予基层干部更多的“自主发言权”，减少上级对基层干部自由表达的干扰；要落实科学合理的容错免责制度，让基层干部没有后顾之忧；要突出选人用人机制的导向作用，重用“讲真话”“求实效”的基层干部。

当然，还要加大对“不讲真话”干部的惩戒。只有让基层干部“不讲真话”、上级领导“不听真话”承担更大的违规成本，才能遏制假话、空话、套话盛行的不良风气。（张忠德）